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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来源:浙江体彩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8-13 09:00:4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是问责泛化,担心被追责。“提意见就像迎风吐口水,吐自己一脸。”一位基层干部无奈地说,面对问题时,提意见的人很可能变成“接锅侠”,谁反映问题谁解决问题。一旦具名反映的问题引发关注,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难免会被问责,且面临问责泛化、加重的风险。中部某市一位组工干部透露,当地在处理一起引起舆论强烈关注的热点事件时,一位上任仅3天、与事件毫无瓜葛的分管领导被追究领导责任,他认为这样处理不公平,帮忙从中解释,结果被上级批评不讲政治,差点儿也受到处分。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同一个问题,单位内部核查发现后,整改即可;问题被捅到上级,引来调查组,反映问题的干部因自曝家丑,很容易被“晾起来”;一旦反映到媒体,引发社会关注,首要工作是应付舆论,整改反成了次要任务,涉事干部轻则背负处分,重则罢官免职。如实具名反映问题,成为基层干部最不愿选择的一种方式。二是评价机制不健全,情愿被顶替。做出成绩时,地方大多强调“都是领导重视、各级关心的结果,领导能力强”等等,把功劳推给领导;当问到自己做了哪些工作时,普通干部纷纷摆手,“咱就是个干活的,不值一提,别写我名字了”。一些基层干部表示,由于缺乏日常的考核评价标准,干好干坏取决于主要领导的评价。工作中,既不能抢领导“风头”,还要千方百计把“功劳”全部算到领导头上,给领导“争光”。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说,基层干部遭遇“匿名”,容易打击他们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“明明是自己完成了工作,却在工作总结或对外宣传上移花接木,这样容易让干部寒心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半月谈记者在东部某省份采访,随机找到一名乡镇干部,了解农村文化设施建设情况。记下这位干部的姓名职务,半月谈记者写稿时,地方却来商量:先别提这位乡镇干部的名字,要在稿件里突出当地镇长。半月谈记者不禁感到诧异,因为这是一篇反映正面典型的稿件,按理说,采访哪名干部,就写哪名干部的名字。然而事实是,即使涉及正面典型的采访报道,也存在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“顶替”、被“匿名”的现象。在报道东部某地经济发展时,半月谈记者采访了当地自然资源局、文化和旅游局等多位局长,采访完后,地方宣传部门负责人却“提醒”半月谈记者:“尽量不要出现局长的名字,全部换成相关负责人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近日,市民陈女士向华龙网—新重庆客户端反映,6月17日凌晨,已有9个月身孕的嫂子独自一人从家中离开,至今已经失踪50余天,希望帮忙寻找。监控画面显示,当天凌晨5:28,失踪女子最后出现在武隆江口镇卫生院门前,头戴遮阳帽,戴口罩,身背黑色斜挎包,手拉简易两轮购物车向前行走,最终消失在画面中。事发后,陈先生召集家人到妻子失踪地附近进行寻找,还在武隆周边张贴了寻人启示,但一直没有妻子的音讯。陈先生称,妻子失踪时已经怀孕9个多月,如果如今还健在,孩子可能已经出世。新京报讯 (记者 刘名洋 见习记者 汪畅 实习生 王健)12日午间,天津发生一起重大刑事案件。一名67岁的男子持刀行凶,造成两女子一死一轻伤。警方通报,犯罪嫌疑人刘某某(男,67岁,本市人)已被控制,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事发地附近一家商铺的老板称,涉案男子“走路时颤颤巍巍”,事发前在道路周边来回徘徊,寻找攻击的目标,“可能因为看起来没什异常,路过行人并没有留意。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据重庆华龙网报道,陈某的小女儿事后曾告诉父亲,“妈妈都是去医院逛一圈就出来了。”武隆警方今日在浙江金华找到肖女士时,根据肖女士本人叙述和对工厂工友的调查走访,确认其失踪时并未怀孕。同时根据浙江当地医院检查结果,肖女士并没有近期剖腹产或自然分娩的痕迹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日晚,重庆市武隆区福康医院急诊科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,名为“肖女士”的32岁女子曾于2020年3月10日因痔疮出血在医院做检查,并非产检。当时资料显示她停经7个月,但无法就此证明其是否怀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对妻子并未怀孕的消息,8月12日18时许,失踪女子肖女士的丈夫陈某告诉澎湃新闻,他希望能够当面跟妻子沟通,“有什么问题敞开说,出了问题就解决问题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接受采访时,往往希望隐去名字,以“相关干部”或“相关工作人员”自称;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姓名被顶替。或主动、或被动“匿名”,折射出当前基层治理的两个困局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场视频显示,涉案男子被控制后,面部表情平静,无明显逃跑或反抗迹象,嘴里还念叨着“有重大案情想报告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来,宣传部门担心个别领导会因为多了谁或少了谁的名字而“有意见”,故保险起见,所有人的名字都不出现。而当基层干部接受媒体的调研采访,特别是涉及困难和问题时,更不敢公开表达意见。不久前,半月谈记者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关于少数地方统计数据“掺水”的报道,一位县长很快留言“上面层层加码,基层情况确实如此”,不到一分钟,这条评论就被火速删掉了。出于保护受访者的需要,半月谈记者往往会尊重受访者的“匿名”请求。报道刊发后,不少基层干部纷纷点赞,认为写到了大家的心坎上,但敢在朋友圈转发的寥寥无几,个别干部一时兴起评论几句,也会连忙删去以防有人对号入座。然而,当半月谈记者过一段时间再次见到匿名受访者,问起原有痛点、问题解决得如何时,往往会得到“还不是和过去一样”的丧气回答。就这样,一种新的治理悖论渐渐形成——越是需要解决的问题,越需要匿名反映;越是匿名反映,问题往往越难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。长此以往,基层干部期待落空,变得“无力吐槽”,甚至“佛系万岁”。干部“匿名化”折射基层治理两个困局